「後金融風暴」時代的第一齣登場大戲，當屬人民幣匯率走勢。稍早前，美國眾議院130位議員聯名要求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，控訴中方若無具體改善，則應施以貿易報復。

中國的態度硬軟皆有，一方面認為美國拿人民幣匯率作文章是泛政治化；另一方面則表達願意擴大進口美國產品，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。

對此，摩根史坦利亞洲區主席羅奇（Stephen Roach），上個月底再度批評美方的邏輯毫不合理。羅奇指出，全世界對美有貿易順差的國家多達90幾個，中國只是其中之一，他實在搞不懂：美國貿易赤字明明是多邊關係的結構性產物，為何被化約成雙邊貿易的匯率問題？

羅奇的身分，難免會讓人聯想到他的工作利益多少得對中國友善。但持平而論，羅奇的說法倒非無的放矢。

最鮮明的歷史記憶，便是美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所導演的廣場協議。以解決貿易赤字為由，美國點名當時出口經濟強勁的西德、日本必須負起平衡貿易關係的責任，因而演出了馬克、日圓的世紀大升值戲碼。斯時台灣雖小，但也在「被關照」之列，故同一時期的台灣也陷入了疲於應付台幣升值、政策性狂買美國貨以及市場自由化等「改革」漩渦。

廣場協議所造成的美元大貶，讓德、日、台等出口經濟體受到重創自不待言，至於後遺症則讓人刻骨銘心。其中日本最慘，日圓大升值後，接著就是國內的土地泡沫，迄今仍一蹶不振。至於台灣也產生了結構性轉型，以資本借貸赴陸投資為例，現在人人皆曰、皆畏中國的磁吸作用，實則開第一槍的推力是台幣大升值所造成的傳統製造業外移。西德稍好，兩德統一的陣痛過去後，由於有歐元整合工程作依靠，尚有折衝之力。但有一點很重要，廣場協議後，美國的貿易赤字仍然高掛攀升，未有絲毫舒緩。

因此，人民幣就算真如美方所願升值，也無助於美國貿易赤字問題的解決。壓迫人民幣升值，意味了美國以借貸為主所打造的超級消費市場，已在金融風暴時期充分暴露其危機，而必須設法突圍與轉嫁。然而若我們將羅奇的話再次轉譯，則這乃是一個霸權國家的體系危機，廣場協議的故技重施恐怕只是黔驢技窮的救急罷了。僅僅盯住人民幣匯率，無疑低估了背後問題的深刻性。